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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老一辈革命者群体中,毛泽东被广泛认为是读书最多的人之一。
他不但自己从幼年时就博览群书、重视学以致用,而且将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了老年、并致力影响身边的其他人。他多次推动“补课式读书”,营造大家一起读书的气氛,早年在撤离延安时,还曾因为两箱书的意见冲突而怒骂江青。
两箱书的故事
根据亲历者的回忆,关于这两箱书的冲突发生在1947年的枣林沟。这个地方位于今日的陕西省清涧县以北,俗称又叫枣林则沟。
这时候的大背景是国共冲突已经爆发,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之后,将“全面进攻”改为“重点进攻”。于是,从这一年3月开始,胡宗南便将进攻箭头指向陕北延安,指挥军队发起猛攻。
这一年的三月底,敌人步步紧逼,先头部队已经出现在了枣林沟附近。当时率领支队驻扎在此的有毛、周、任等领导人,面对这样的局面,担任警卫工作的阎长林等人着手准备,护卫中央机关撤离枣林沟。
当时已经是毛泽东等人离开延安的第13天,他原本一直忙于手中的工作,直到看到其他同志都表达出了同意的态度,这才决定撤离。而在这个等待的时间段里,江青早已沉不住气,她给自己拉上了一匹大马,烦躁不安地在院子里进进出出。
正当大家都忙于收拾行李文件之时,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却注意到他频频看向两个沉重的箱子,露出若有所思又有些为难的表情。
在主席身边时间较长的同志都知道,由于日常读书频率很高、种类又很丰富,书籍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珍贵的“财产”。
早在井冈山时期,毛主席最为看重的个人物品就是一担皮箩(箩筐),皮箩里除了写文章必备的文房四宝之外,就是文件书籍,还有从敌人那边缴获搜罗过来的报刊。
后来的开国少将龙开富就曾经长期担任他的警卫员,总是承担着携带这担皮箩的任务。他们走到哪里,龙开富就负责把这担皮箩带到哪里。
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之后,龙少将还曾经私下和部下开过玩笑,说主席的著作不光是他老人家写出来的,还是自己成年累月“挑出来的”。
隐蔽书箱
如今,大家一见主席对着装书的木箱面露难色,便赶紧上去帮手,和他一起把书箱搬出窑洞,准备一同转移。所有人都非常清楚,这样重要的东西是必须一定得随身带走的。
正在此时,又一次骑马冲进院子的江青却沉不住气了,大声喊了一嗓子:“什么坛坛罐罐,都这时候了,还舍不得丢!”一听到这话,毛泽东也火了起来骂了“蠢”字:“我看你才是坛坛罐罐!”
眼看江青躲到一边不说话,但是这箱子沉重不便携带的问题却是必须解决的。毛泽东沉吟片刻,便走到了卫士马汉荣的面前,郑重地对他说,我想请你办一件事。
他知道马汉荣是绥德人,也就是“绥德汉子米脂婆姨”的那个绥德,他的老家正在离此不远的村庄里,因此找他来商量解决办法。马汉荣一听这开头,明白了必定是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他来完成,他说:“主席,您只管吩咐!”
由于情况紧迫,马汉荣竟然一时之间忘记了应当称呼对方化名“李德胜”的事。
主席便仔仔细细地和对方商量,这几箱书一时之间不方便带走,能不能送到他的老家代为保管?假设放到他的家里,会不会对家里人的安全有什么妨碍?
马汉荣也是在主席身边工作长时间的同志了,深知他把书籍看得极为重要,以前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境遇困难,毛主席宁可扔掉被褥也不舍得丢书。
于是他便一口答应代为保管,并向主席解释,自己的老家离公路遥远,只要把箱子妥善隐蔽并保守秘密,敌人不会发觉。
最终,他们拍板定下了这两箱书的去向——马汉荣立刻出发跑了一趟,把书籍连箱子一起送回家中藏匿起来。然后,整支队伍这才着手下一步的转移计划,虽然如此,所有人的心里都坚信同一个信念:这片土地,他们很快就会再回来的!
从小就爱书如命
毛主席如何养成手不释卷、爱书如命的习惯,还要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期。
8岁那年,毛泽东进入离家不远的“南岸私塾”,由塾师邹春培开蒙,开始了人生最初的学习受教。必要的旧学教材当然是要学的,除此之外就是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、诸子之类的典籍。
这些功底奠定了优秀的文字基础,对于他之后写下大量说理通透、富有感染力的文章至关重要。不仅如此,他还能随手写诗填词,要是没有坚实的旧学底子就更是做不到了。
直到现在,私塾旧址——一座牌楼式的青砖建筑依然矗立在主席故居以西百米的地方。
光是学习典籍并不令他满足,在16岁那年,他特地拜托亲戚帮忙劝说父亲,允许自己去位于湘乡的“洋学堂”——县立东山小学堂读书,以便能够接收到更多先进的知识和思想。
到了1912年,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,不久因为学校课程有限而且校规刻板,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退学。一直到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之后,位于长沙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图书馆都是他求取知识的重要来源。
湖南图书馆创立于1904年,被称为我国省立公共图书馆的先行者之一。当时毛泽东寄居于长沙新安巷湘乡会馆,每天一早便步行到距离三里地的图书馆进行阅览学习,不管刮风下雨从不间断。
多年后曾有这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回忆,一段时间里,图书馆早晨来的第一个读者必定是他,闭馆时送走的最后一人也一定是他——“你不催他,他不走”。
他阅读的范畴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十分广泛,不但读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,也读世界各国的史地文哲,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哲学和近代科学著作上,同时也勤读北京、上海和湖南三地的各种报刊杂志。
有统计显示,一直到他1927年上井冈山,他的生活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购书看书上。光是在师范学校读书的那几年,总花费的160元中就有三分之一用来购买报纸。
在北京期间,由于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帮助,他还当了一段时间的图书馆书记,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“图书管理员”。这个工作不但解决了经济来源方面的燃眉之急,更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、满足了日益增加的求知欲望。
这个工作的职责并不复杂:打扫馆内场地,并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报刊信息、读者资料,对十余种中外报纸进行管理。职责之余,他把空余的大量时间用到了阅读书籍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书籍上。
多年之后,毛主席还常常回忆这段日子,并说那时候有三本书特别重要,深刻地建立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且从未动摇。这三本书分别是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阶级争斗》和《社会主义史》。
他曾经说自己一到图书馆,就好像“牛进了菜园”,一直把读书视为一生最大的爱好。为了读书,可以一天不吃饭、一夜不睡觉,但书却是必须要读的。
战争年代环境恶劣、和平年代事务繁忙,但不管在什么样的局面之下,毛主席几乎从未中断过读书求知的习惯,并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阅读方法。
多年养成的读书习惯
年轻时,毛泽东在一封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提到自己的求知方法:暂时没有专门探究某一种的意思和方法,因此会先用“辐射线的办法”,各个门类都涉猎一下。
他的读书方法归纳起来,有三条特征:其一是“先博而后约”,其二是“先中而后西”,最后就是“先普通而后专门”。
第一条“先博而后约”,意谓应当先广泛地博览群书,在此基础上再选择目标重点进行精细阅读。比如他当年初次见识到湖南图书馆的藏书量时,是惊喜到近乎震撼的。楼上楼下所有的柜子架子装满了书,几乎全都是自己没有见过的,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读起。
于是他首先挤出所有可能的时间,早来晚走、午饭就吃一点自带的干粮或者两块米糕,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广泛阅读中去。
在这段图书馆自修的时间里,他学习了世界地理和历史的相关知识,就连最新的世界地图,也是在图书馆中初次见到并进行学习的。
除此之外,他还读了《原富》、《物种起源》,以及大量关于哲学、法律、伦理的书,而诗歌、小说、文化类的书籍则穿插其间进行阅读。
到了选择革命道路之后,不论是自己读书、还是指导别人读书,都需要针对革命事业本身的需要,但毛泽东仍然同样坚持着“先博后约”这样一个规律。
他曾经在抗大的校务办公会上号召展开“读书比赛”,看看谁读的书更多、掌握知识更多。阅读对象的范畴则是十分宽泛的,不管是国内国外、古典现代,还是正面的、反面的书籍,他都鼓励大家去涉猎。
第二条“先中而后西”,则是指应优先下功夫在中国文化、现状等方面的书籍上。对本国历史和现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,再去读其他文化背景的书,带着目的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进行审视,以便能够应用在本国的情况之中。
人们常说“历史是现状的镜子”,毛主席常读的史书中就包括《资治通鉴》。他曾对秘书孟锦云说,自己读《资治通鉴》多达17遍但仍觉得每次都有新的收获,只要有时间,就还要再多读几遍。
第三条“先普通而后专门”,就是说应当先读那些通俗易懂、概括科普类的书籍,再深入去读一些特别领域的专门书籍。
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他重点阅读的书籍类型也有所变化。例如在延安时期,列宁著作就是他最为偏爱的阅读重点,因为认为其对中国革命有着直接的指导性。
而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,建设和发展成为最大的当务之急,他的阅读重点便很自然地转移到了政治经济学方面,对于具体的科学技术类书籍也时有涉猎。
1958年时,张治中受邀陪着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。途中一天张治中偶然发现,主席抓紧了火车上的零碎时间,在阅读一本讲冶金技术的书。
张治中对此大感差异,此前实在没有听说过毛主席还有钻研冶金科技的意向。对于他的疑问,主席的答复是“是啊,人的知识面要宽些”。
这也是他常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,他认为人有了学问好比登上高山,能够看到很多东西;但若是没有学问却好比暗沟中摸索走路,是会苦煞人的事。
劝人读书
为此,他不但自己一生勤于读书,还时常抓住机会勉励、推荐身边的其他同志一定要养成爱读书的习惯,多多充实自我。
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,他曾经多次倡导发起“补课式”读书,从中央刮起“读书旋风”,利用集体活动的带动力让大家一起来补课读书。
1958年底,他倡导了其中一轮读书活动,并自己身体力行,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读完了苏联的《政治经济学》教科书下册。而此时由于事务繁忙,这本书他大部分都是在杭州、上海、广州等地一边奔波一边读完的,甚至连火车上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了。
他之所以要倡导干部多读书、尤其是“补课式”读书,最明确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强化“知识理性”,去切实解决实践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。
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旧居菊香书屋,可以说完全是一个书的世界。
据统计,他生前的个人藏书有将近10万册,不但书架上放满,就连写字台、饭桌茶几、床上,甚至连卫生间里也都有书。他每每外出视察工作参加会议,随身都会带着要读的书,杭州、上海、武汉、长沙等地的图书馆,还留下了他借阅书籍的记录。
1941年他曾经在延安的一次读书号召会上说过,年纪大的同志也仍然要加强读书学习,假设自己再过十年就要死,那么也一定要努力学满9年零359天。
而根据他的图书管理员回忆,1976年毛主席卧病在床期间,也仍然通过借助放大镜、工作人员朗读等方式读书。
不夸张地说,他用自己整个人生实践了“活到老,学到老”的初心。
参考资料:
《毛泽东与读书学习》;唐斫编著.;中央文献出版社
《毛泽东转战陕北一年零五天传奇》;姜安著;军事科学出版社
《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》;徐焰编著;中央文献出版社
《图书馆与青年毛泽东的读书生活》;2016-08-02;光明日报股票配资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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