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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老一辈革命者群体中，毛泽东被广泛认为是读书最多的人之一。

他不但自己从幼年时就博览群书、重视学以致用，而且将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了老年、并致力影响身边的其他人。他多次推动“补课式读书”，营造大家一起读书的气氛，早年在撤离延安时，还曾因为两箱书的意见冲突而怒骂江青。

两箱书的故事

根据亲历者的回忆，关于这两箱书的冲突发生在1947年的枣林沟。这个地方位于今日的陕西省清涧县以北，俗称又叫枣林则沟。

这时候的大背景是国共冲突已经爆发，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之后，将“全面进攻”改为“重点进攻”。于是，从这一年3月开始，胡宗南便将进攻箭头指向陕北延安，指挥军队发起猛攻。

这一年的三月底，敌人步步紧逼，先头部队已经出现在了枣林沟附近。当时率领支队驻扎在此的有毛、周、任等领导人，面对这样的局面，担任警卫工作的阎长林等人着手准备，护卫中央机关撤离枣林沟。

当时已经是毛泽东等人离开延安的第13天，他原本一直忙于手中的工作，直到看到其他同志都表达出了同意的态度，这才决定撤离。而在这个等待的时间段里，江青早已沉不住气，她给自己拉上了一匹大马，烦躁不安地在院子里进进出出。

正当大家都忙于收拾行李文件之时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却注意到他频频看向两个沉重的箱子，露出若有所思又有些为难的表情。

在主席身边时间较长的同志都知道，由于日常读书频率很高、种类又很丰富，书籍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珍贵的“财产”。

早在井冈山时期，毛主席最为看重的个人物品就是一担皮箩（箩筐），皮箩里除了写文章必备的文房四宝之外，就是文件书籍，还有从敌人那边缴获搜罗过来的报刊。

后来的开国少将龙开富就曾经长期担任他的警卫员，总是承担着携带这担皮箩的任务。他们走到哪里，龙开富就负责把这担皮箩带到哪里。

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之后，龙少将还曾经私下和部下开过玩笑，说主席的著作不光是他老人家写出来的，还是自己成年累月“挑出来的”。

隐蔽书箱

如今，大家一见主席对着装书的木箱面露难色，便赶紧上去帮手，和他一起把书箱搬出窑洞，准备一同转移。所有人都非常清楚，这样重要的东西是必须一定得随身带走的。

正在此时，又一次骑马冲进院子的江青却沉不住气了，大声喊了一嗓子：“什么坛坛罐罐，都这时候了，还舍不得丢！”一听到这话，毛泽东也火了起来骂了“蠢”字：“我看你才是坛坛罐罐！”

眼看江青躲到一边不说话，但是这箱子沉重不便携带的问题却是必须解决的。毛泽东沉吟片刻，便走到了卫士马汉荣的面前，郑重地对他说，我想请你办一件事。

他知道马汉荣是绥德人，也就是“绥德汉子米脂婆姨”的那个绥德，他的老家正在离此不远的村庄里，因此找他来商量解决办法。马汉荣一听这开头，明白了必定是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他来完成，他说：“主席，您只管吩咐!”

由于情况紧迫，马汉荣竟然一时之间忘记了应当称呼对方化名“李德胜”的事。

主席便仔仔细细地和对方商量，这几箱书一时之间不方便带走，能不能送到他的老家代为保管？假设放到他的家里，会不会对家里人的安全有什么妨碍？

马汉荣也是在主席身边工作长时间的同志了，深知他把书籍看得极为重要，以前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境遇困难，毛主席宁可扔掉被褥也不舍得丢书。

于是他便一口答应代为保管，并向主席解释，自己的老家离公路遥远，只要把箱子妥善隐蔽并保守秘密，敌人不会发觉。

最终，他们拍板定下了这两箱书的去向——马汉荣立刻出发跑了一趟，把书籍连箱子一起送回家中藏匿起来。然后，整支队伍这才着手下一步的转移计划，虽然如此，所有人的心里都坚信同一个信念：这片土地，他们很快就会再回来的！

从小就爱书如命

毛主席如何养成手不释卷、爱书如命的习惯，还要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期。

8岁那年，毛泽东进入离家不远的“南岸私塾”，由塾师邹春培开蒙，开始了人生最初的学习受教。必要的旧学教材当然是要学的，除此之外就是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、诸子之类的典籍。

这些功底奠定了优秀的文字基础，对于他之后写下大量说理通透、富有感染力的文章至关重要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能随手写诗填词，要是没有坚实的旧学底子就更是做不到了。

直到现在，私塾旧址——一座牌楼式的青砖建筑依然矗立在主席故居以西百米的地方。

光是学习典籍并不令他满足，在16岁那年，他特地拜托亲戚帮忙劝说父亲，允许自己去位于湘乡的“洋学堂”——县立东山小学堂读书，以便能够接收到更多先进的知识和思想。

到了1912年，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，不久因为学校课程有限而且校规刻板，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退学。一直到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之后，位于长沙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图书馆都是他求取知识的重要来源。

湖南图书馆创立于1904年，被称为我国省立公共图书馆的先行者之一。当时毛泽东寄居于长沙新安巷湘乡会馆，每天一早便步行到距离三里地的图书馆进行阅览学习，不管刮风下雨从不间断。

多年后曾有这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回忆，一段时间里，图书馆早晨来的第一个读者必定是他，闭馆时送走的最后一人也一定是他——“你不催他，他不走”。

他阅读的范畴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十分广泛，不但读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，也读世界各国的史地文哲，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哲学和近代科学著作上，同时也勤读北京、上海和湖南三地的各种报刊杂志。

有统计显示，一直到他1927年上井冈山，他的生活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购书看书上。光是在师范学校读书的那几年，总花费的160元中就有三分之一用来购买报纸。

在北京期间，由于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帮助，他还当了一段时间的图书馆书记，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“图书管理员”。这个工作不但解决了经济来源方面的燃眉之急，更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、满足了日益增加的求知欲望。

这个工作的职责并不复杂：打扫馆内场地，并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报刊信息、读者资料，对十余种中外报纸进行管理。职责之余，他把空余的大量时间用到了阅读书籍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书籍上。

多年之后，毛主席还常常回忆这段日子，并说那时候有三本书特别重要，深刻地建立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且从未动摇。这三本书分别是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阶级争斗》和《社会主义史》。

他曾经说自己一到图书馆，就好像“牛进了菜园”，一直把读书视为一生最大的爱好。为了读书，可以一天不吃饭、一夜不睡觉，但书却是必须要读的。

战争年代环境恶劣、和平年代事务繁忙，但不管在什么样的局面之下，毛主席几乎从未中断过读书求知的习惯，并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阅读方法。

多年养成的读书习惯

年轻时，毛泽东在一封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提到自己的求知方法：暂时没有专门探究某一种的意思和方法，因此会先用“辐射线的办法”，各个门类都涉猎一下。

他的读书方法归纳起来，有三条特征：其一是“先博而后约”，其二是“先中而后西”，最后就是“先普通而后专门”。

第一条“先博而后约”，意谓应当先广泛地博览群书，在此基础上再选择目标重点进行精细阅读。比如他当年初次见识到湖南图书馆的藏书量时，是惊喜到近乎震撼的。楼上楼下所有的柜子架子装满了书，几乎全都是自己没有见过的，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读起。

于是他首先挤出所有可能的时间，早来晚走、午饭就吃一点自带的干粮或者两块米糕，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广泛阅读中去。

在这段图书馆自修的时间里，他学习了世界地理和历史的相关知识，就连最新的世界地图，也是在图书馆中初次见到并进行学习的。

除此之外，他还读了《原富》、《物种起源》，以及大量关于哲学、法律、伦理的书，而诗歌、小说、文化类的书籍则穿插其间进行阅读。

到了选择革命道路之后，不论是自己读书、还是指导别人读书，都需要针对革命事业本身的需要，但毛泽东仍然同样坚持着“先博后约”这样一个规律。

他曾经在抗大的校务办公会上号召展开“读书比赛”，看看谁读的书更多、掌握知识更多。阅读对象的范畴则是十分宽泛的，不管是国内国外、古典现代，还是正面的、反面的书籍，他都鼓励大家去涉猎。

第二条“先中而后西”，则是指应优先下功夫在中国文化、现状等方面的书籍上。对本国历史和现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，再去读其他文化背景的书，带着目的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进行审视，以便能够应用在本国的情况之中。

人们常说“历史是现状的镜子”，毛主席常读的史书中就包括《资治通鉴》。他曾对秘书孟锦云说，自己读《资治通鉴》多达17遍但仍觉得每次都有新的收获，只要有时间，就还要再多读几遍。

第三条“先普通而后专门”，就是说应当先读那些通俗易懂、概括科普类的书籍，再深入去读一些特别领域的专门书籍。

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他重点阅读的书籍类型也有所变化。例如在延安时期，列宁著作就是他最为偏爱的阅读重点，因为认为其对中国革命有着直接的指导性。

而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建设和发展成为最大的当务之急，他的阅读重点便很自然地转移到了政治经济学方面，对于具体的科学技术类书籍也时有涉猎。

1958年时，张治中受邀陪着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。途中一天张治中偶然发现，主席抓紧了火车上的零碎时间，在阅读一本讲冶金技术的书。

张治中对此大感差异，此前实在没有听说过毛主席还有钻研冶金科技的意向。对于他的疑问，主席的答复是“是啊，人的知识面要宽些”。

这也是他常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，他认为人有了学问好比登上高山，能够看到很多东西；但若是没有学问却好比暗沟中摸索走路，是会苦煞人的事。

劝人读书

为此，他不但自己一生勤于读书，还时常抓住机会勉励、推荐身边的其他同志一定要养成爱读书的习惯，多多充实自我。

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他曾经多次倡导发起“补课式”读书，从中央刮起“读书旋风”，利用集体活动的带动力让大家一起来补课读书。

1958年底，他倡导了其中一轮读书活动，并自己身体力行，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读完了苏联的《政治经济学》教科书下册。而此时由于事务繁忙，这本书他大部分都是在杭州、上海、广州等地一边奔波一边读完的，甚至连火车上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了。

他之所以要倡导干部多读书、尤其是“补课式”读书，最明确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强化“知识理性”，去切实解决实践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。

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旧居菊香书屋，可以说完全是一个书的世界。

据统计，他生前的个人藏书有将近10万册，不但书架上放满，就连写字台、饭桌茶几、床上，甚至连卫生间里也都有书。他每每外出视察工作参加会议，随身都会带着要读的书，杭州、上海、武汉、长沙等地的图书馆，还留下了他借阅书籍的记录。

1941年他曾经在延安的一次读书号召会上说过，年纪大的同志也仍然要加强读书学习，假设自己再过十年就要死，那么也一定要努力学满9年零359天。

而根据他的图书管理员回忆，1976年毛主席卧病在床期间，也仍然通过借助放大镜、工作人员朗读等方式读书。

不夸张地说，他用自己整个人生实践了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的初心。

参考资料：

《毛泽东与读书学习》；唐斫编著.；中央文献出版社

《毛泽东转战陕北一年零五天传奇》；姜安著；军事科学出版社

《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》；徐焰编著；中央文献出版社

《图书馆与青年毛泽东的读书生活》；2016-08-02；光明日报股票配资资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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